《十二铜表法》成文于公元前五世纪，因其刻于十二块铜板上而得名，第一表传唤，共九条，是关于传唤当事人到法庭的一些规定。

最令人不齿的是大兴文字狱，天下钳口，专制日殷。管子甚至还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

[36]九章分别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网律》、《具律》、《兴律》、《杂律》、《厩律》、《户律》。[64]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蛮族入侵而最终取得统一帝国的朝代，在入主中原以前，蒙古大军就横跨欧亚，取得军事上的非凡成就，在文治上则乏善可陈，在法制建设上亦是如此。齐虽依《晋律》编纂了《永明律》，却并未公布施行。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编定后的《大明律》，体例上作了大的变化，参酌《元典章》以六曹分篇，在名例篇之后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其下另有条目。

最后还有判决和上诉的具体规定。北洋政府的几个后继者，民主的高调都是要唱的。《荀子·性恶》[22] 应该承认，在荀子的心目中，规范、限制甚至制裁的意义更重一些，保护的意义则很淡，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

德与法的制度化，泾渭分明，怎能相混，岂能不分。[9]法律就是为了维护这个根本而设的。[2] 蔡枢衡著：《中国法律之批判》，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25]韩非言：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有人将道德当作一主观性，如黑格尔。道德与权利同源而异流，既有其对立性，又有其统一性，如何安顿二者，是未来的中华法系要倾力而为的。

道德与权利作为人性的外在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变化的，这个社会历史条件，首推马克思定义的生产方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及其法律成长的外因。[17]三人的论证虽然不同，但在权利从出于人性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但如果用荀子对礼制的定义，则就更偏重于权利，而我们在《周礼》中，确实也找到一些关于权利的规范，因而唐突地用礼指代权利，一则意指未来的中华法系将以道德与权利为双主流，并非是在中国的传统中无中生有，二则预示西方的权利为本亦将在未来的中华法系中成为主角。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权利或权利关系是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商品货币关系越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会越强烈，人们的权利关系会越普遍，人们之间的权利对立会越频繁，法律作为解决恶的对立的制度设置，[18]权利在法律中的主体地位会更加凸显。

而中国老祖宗的政治哲学中有着享誉世界的精萃，却未曾去好好地发掘。同时，不必讳言，传统儒家对权利的理解有偏颇，走极端，当以为鉴。但应该肯定的是，新道统论的提出，有高屋建瓴之功，它是对中华文明大本的回归，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文脉的维系，是对当今中国学术的开新。可惜的是，荀子把人们对权利的追逐视作人性恶，并主张用礼法来加以限制、矫正，这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却难免偏颇。

姑且不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比喻是否贴切，就中国当今的法学和法律而言，确实难逃全盘西化的垢病。[21]这和权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仔细看一下，逐利、疾恶、耳目之好、声色之欲，不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权利追求和权利实现吗？属于个人权利的范围，而礼、法则是对个人权利的规范和保护。

这些内容使这一章成为本书的重点。在中华法系的早期，客观上已经将人们之间的恶的对立作为法律对治的对象，而性恶论的提出并与法制挂钩，则有了理论上的自觉。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利关系更为扩大，权利冲突日愈增加，对权利的保护就更加成为西方法律的重中之重，不仅有众多的法学家为权利作理论上的论证，在法制建设上围绕权利的立法也更加详尽，更为完整，更成体系。这样我们回过头来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就可理解为道德和权利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大本，是政治教化的根本，而法律只是为这个大本或根本服务的。中华法系的独出特点，这是第四章的内容，我们先将中华法系和世界其他主要法系作了比较，指出中华法系不同于其他法系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道德入主中华法系。可以这么说，迄今为止，除了中华法系，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是明确地把道德作为法律的主要遵循的，更没有一个法系是明白其中的深邃法理的。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5]对中国古代法律和法学满含敬意。

[8]在这些否定中，共同的一点，指斥古代中华法系中道德占有主导地位。[22]站在我们今天历史的高度，我们说权利从出于人性，不是强为之词，我们说权利属于道之一端，也颇合荀子之义

人们衣食不愁，懒散闲适，不必艰苦的劳作，也不积攒财富，没有贫富的分化。井田制中的土地属于领主，不能买卖和转让。

历史往往是纡回前行的，当直接的商品货币关系中恶的对立尚未引起统治者的注意时，因暴力手段而演进的财富争夺则成了统治者的当务之急，以暴制暴就成为最早的法律表现，这让我们想起了刑起于兵历史典故。怀疑主义已经成了西方文明危机的警示性征兆。

[36]在我们的论证当中，物质利益或权利与道德是有对立性的，二者都从出于人类本性，权利更接近于食，道德更亲近于色，不可偏废。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他的变法与生产方式的变化更为契合。[51] （法）雅克·马里旦著，鞠成伟译：《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3页。[30]这里要申明一下，我们这里把这个过程浓缩了，为了说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对法律的影响。

尤其要强调的是，这三个例证的大环境中，已经存在商品交换，但即使在这种大的背景下，那些相对封闭、较少接触商品交换、商品交换的发生较为迟缓的地区，人们对财富的态度相对也是超然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生产方式（商品交换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是我们认为的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也会带来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尤其在变化剧烈的时期，我们更能看到变化的明显痕迹。

而福山将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人类历史的终结者，则表现出盲目的理论自负。[55] 萨托利写到：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更不用说它的失常，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是受着‘物欲的损害与支配，并且满怀恐惧。

1993年又将八二宪法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说过，当商品交换出现后，人类从大自然获取生存资料的生产方式，多了一重生产关系，即人们除了从大自然获取生存资料之外，还可以从人们之间的物品互换中获取生存资料，这就是商品货币关系。

这个小故事就是从此而来的，据记载，实行变法之后，家庭矛盾增加，翁姑到儿子家借用东西，遭到媳妇的白眼和谩骂，因其沾取了自家的利益。这就是说，老百姓家里男丁成年后不分家，赋税加倍。我们前面已经说到，权利意识在西方法律中由来已久，从《十二铜表法》中所有权的规定，到《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中对权利的维护，都无不表现出权利在西方法律中的重要地位。资本主义中普遍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要求打破一切封建壁垒，让个人在财富追逐的道路上迅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2]以此看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尚未穷尽之时便强行进入了社会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返过头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变法最早的也许要算管仲，在《汉书·刑法志》中周道衰，法度堕之后，紧接的是这样一段话：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

西方历史学家在总结古希腊古罗马的衰亡时，道德的沦丧是一个重要原因。更让中国人猝不及防的是，这一急剧变化不是发于神州之内的自家故事，而是迫于西方而来的强势猛攻。

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7]商鞅的变法，在当时的战国七雄中起步是最晚的，而取得的成效最大，究其原因，是商鞅的改革与生产方式的变化最为合拍。